2009年9月，北京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公布的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名单在人民大会堂大屏幕徐徐滚动。雷锋、焦裕禄、邓稼先的名字引起掌声，可当“杨殷”二字出现时，会场内不少观众面面相觑——这个名字，他们并不熟悉。然而杠杆交易，若把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胶片倒回，他的身影几乎贯穿了广东革命的最燃时刻。
1892年，广东香山一个塾师家庭迎来一个男婴，取名“殷”。父亲希望他将来“报国殷勤”。少年杨殷读《盛世危言》《海国图志》，憧憬强国之路。19岁那年，他在澳门秘密宣誓，加入同盟会，从此追随。此后十数年，南方护法军政府风雨飘摇，他始终在孙中山身侧。1917年护法运动期间，他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，与卫士们并肩守卫总统府的青铜大门。有人私下打趣：“小杨是参军处的‘活笔杆’，更是大元帅的‘靠山’。”
护法运动失败，广州沦为军阀角力场，杨殷退到西关盐务稽查处挂职。守税关口的日子看似清淡，他却在码头工人里赢得了“杨大哥”的称呼——不向私盐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不准官吏揩油。在一帮苦力心里，这位总穿粗布短褂、扛着账本到处巡码头的稽查处副手，比那些大把派烟卷却暗中克扣工钱的胖官老爷“亲得多”。这种日常中的相知相守，成为他后来发动工运的最早资本。
1919年的五四风雷，撼动了他的思想。原本坚信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他发现，光靠资产阶级革命远远不够，“若不翻转地基，房子再粉刷也住不稳”。1922年冬，他在西关一间小楼里递交入党誓词，转身就辞官，卖掉家中田产、妻子留下的金饰，将所得几乎全部上交党组织，并把四个孩子托付给姐姐抚养。朋友劝他留点后路，他只是笑着说：“革命要紧，后路是前路的羁绊。”
年底，他被派往莫斯科短期学习。彼得堡的寒风让这位岭南汉子裹紧大氅，但列宁墓前的肃穆，让他认定了新的人生坐标。回国后，他直奔广州，依托过去在工人中的威望，接连在广三、广九、粤汉铁路上建立工会，组织“路鬼”（铁路工人对自己的戏称）维权。
1925年，省港罢工爆发。香港码头汽笛此起彼伏，三角码头一夜之间失去往日繁忙。杨殷在永汉路的阁楼上与苏兆征、林伟民等人连夜商议，一张张传单自窗外撒下，像白鸽一样落进工人手中。罢工持续一年四个月，英商损失触目惊心。港英当局悬赏重金捉拿“策划者”，榜单第一位便是杨殷。他也成了广州码头茶寮里最常被人提起的名字。
大罢工虽然胜利结束，但风云变色也骤然而至。1927年春，蒋介石在上海挥刀，上百名工人领袖被捕。紧接着，4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发动清共，街头暗巷枪声四起。杨殷立刻把散落各地的工人骨干集中，秘密组建赤卫队，并接受中央指令筹备广州起义。12月11日凌晨，城内哨枪齐鸣，赤卫队高举“工农红军”旗帜冲向东山、河南、海珠桥。三天血战终因力量悬殊告败，为掩护大部队撤退，他带着十余名战士拼杀出城，转入粤北。
起义失败的阴影未能遮蔽他的意志。1928年6月，他在莫斯科再度出现在中共六大会议厅，被选为中央委员、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并接过了“军事部长”——也就是我党首任军委主席的重任。当时，他才36岁。短短一年，他辗转上海、南京、淮南、蚌埠等地，秘密筹划兵运，联系海陆丰红军及皖南、苏鲁边根据地，连夜赶路是常事。一次在皖南山区，他对地方武装骨干说：“枪只要握紧，就能发声；心要是不坚，再亮的枪也会哑火。”这句话后来在民间被不少游击队员当作口号。
然而暗潮汹涌。1929年8月24日，因叛徒出卖，他与彭湃、颜昌颐、邢士贞在上海闸北法租界一处秘密据点被捕。敌人先软后硬，相继送来金条、洋房契据，开出的条件足以让人眼花缭乱。“杨部长，只要签个字，香港洋房车子都归你。”审问官笑得谄媚。杨殷淡淡一句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对话短暂，却像刀子划破空气，令在场人噤若寒蝉。
8月30日清晨，龙华刑场草露未干。上海地下党布置的救援队静候拐角，可押解车却提前半小时出发。枪声三响，尘土飞扬，37岁的杨殷与同志彭湃等人同时倒下。随身仅留一本写满联络暗号和兵站分布的袖珍笔记，被敌人视若天书。
牺牲消息传来，周恩来正在中共机关报《救国时报》编辑部开会。他沉默良久，提笔写下《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》，文内注道：“敌可以屠其身，不能灭其志；我辈唯有继承其遗志，燎原燎原。”此文经手抄秘密传播，许多年轻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曾任孙中山副官、又成共产党的首任军事部长的烈士。
1953年，中央人民政府为龙华殉难烈士修建纪念塔。奠基仪式当天，潘佩贞拄杖而来。她握着周总理的手，声音哽咽：“他常说，革命路上莫回头，如今终于算是回家了。”那一幕，至今仍被老兵们口口相传。岁月走过近百年，香山少年的誓言仿佛还在黄埔江畔回荡：只有找准方向，死也值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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